▲一些学者将过去十年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呈上升趋势，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深度关联，并呼吁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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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已经开始实施全球首例国家层面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这或许是未来5到10年全球数字监管的起点，类似吸烟、驾驶年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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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袁端端
责任编辑｜朱力远
自2025年12月10日起，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例大规模国家层面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16岁以下儿童不得在TikTok、Instagram、Snapchat、YouTube、Facebook／Threads、X（前 Twitter）等主流平台注册或持有账户。如果平台未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成年用户注册，可能被罚数千万澳元。
过去十多年，围绕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影响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止，但各国政府鲜有直接以立法形式介入。官方将其描述为“世界首创”，并将其定位为减少儿童所受“压力和风险”的公共健康干预——包括被算法驱动延长使用时间以及接触可能损害身心健康的内容。
澳大利亚的举措并非孤例。丹麦、马来西亚已提出类似立法方向，欧洲议会近期也通过非约束性决议建议成员国考虑最低年龄限制。一些评论认为，这或许是未来5-10年全球数字监管的起点，类似烟草广告限制、食品添加剂规范以及酒驾年龄立法——一场围绕“数字童年”边界的政策实验，正在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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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出台
澳大利亚这项立法的起点颇具戏剧性。2024年初，南澳州州长的妻子读完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 (Jonathan Haidt)的《焦虑的一代》后，强烈要求丈夫“必须做点什么”。这本书将过去十年全球青少年焦虑、抑郁、自残呈上升趋势，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深度关联，呼吁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随后，南澳和新南威尔士州联合举办了青少年与社交媒体峰会，邀请海特和社交媒体吹哨人发言。“Haidt模型”迅速进入澳大利亚政治话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传媒集团发起“让孩子做孩子”（Let Them Be Kids）运动：多篇社论指责社交媒体“偷走童年”“摧毁孩子”，不断推动议题升温。
2024年11月，政府正式提出立法草案。法案迅速送交议会，两院几乎以跨党派多数通过。其间引发最大争议的细节是：议会委员会只提供了24小时窗口征集意见，却收到1.5万份正式意见书，从跨国平台到心理专家、从父母团体到青少年本人，都急于在窗口关闭前表达立场。
许多批评者指责：如此快速仓促的审查过程不足以严肃评估对言论自由、儿童权利、隐私保护和公共健康的长期影响。
尽管如此，法案仍在2024年11月底先后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督签署生效，正式成为《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该禁令将于2025年12月10日全面实施，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注册或持有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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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由
尽管这项有颇多争议的法案已经落地，但澳大利亚将这项立法解释为一种“儿童健康保护措施”，而非文化管控，并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是暴露的普遍性与风险性。澳大利亚eSafety委员会的全国调查显示96%的10-15岁儿童使用过至少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约70%（约七成）儿童报告曾接触过“与伤害相关的内容（content associated with harm）” ——包括仇恨／厌女内容、危险网络挑战、暴力画面、不良身体／饮食／自残内容等。
其次，心理健康危机与社交媒体增长轨迹的叠合。澳大利亚及多国数据均呈现类似趋势：2010年之后，青少年抑郁、焦虑、自残求助与住院明显上升，尤其在女孩、性少数和社交媒体重度用户群体中更显著。部分研究已证实高频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交比较、网络欺凌、睡眠剥夺及注意力干扰密切相关。
再次，发育科学提供了风险机制解释。神经科学发现认为，人类大脑前额叶（负责自我控制）的发育在18–25岁才趋于成熟。而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不断推送高刺激内容、诱导互动与停留时间——与这一阶段孩子的自控能力之间构成冲突。这在政策制定者眼中构成结构性冲突：当自控力尚未成熟时引入“即时反馈系统”更可能放大成瘾性机制。
最后，政策报告指出，未成年人缺乏风险识别能力，而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是最大化停留时长，公共健康目标与商业目标存在根本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界并非全然支持这一迅速出台的“年龄禁令”。
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一份重磅报告《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健康》揭示，人们常将青少年心理危机与社交媒体的普及画上等号，但科学证据分析的结果则更为复杂。报告认为，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既可能带来伤害，也可能为社会孤立或少数群体提供重要支持，其影响“高度依赖具体情境、使用方式与个体脆弱性”。报告同时强调，目前多数研究揭示的是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心理健康变迁也受教育压力、家庭因素、经济环境等多重变量影响，因此实盘股票配资公司政策应谨慎界定风险来源及其机制。
亦有学者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与疫情冲击、家庭变化、睡眠剥夺、教育压力等变量共同作用，社交媒体“可能是放大器，而非起点”。因此，一些专家将澳大利亚政策称为“建立在未完成证据之上的大规模社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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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支持
这项禁令背后最坚定的推动者来自联邦政府、高级监管机构和部分公共卫生及青少年研究群体。
澳大利亚总理Anthony Albanese多次公开称该政策是“为了捍卫年轻人的权利与健康”。通信部长Anika Wells在国家新闻俱乐部演讲中甚至将社交媒体比喻为让孩子“接上多巴胺点滴”的系统，认为立法是为了阻止科技平台“掠夺童年”。监管方——eSafety委员会负责人Julie Inman Grant则指出，科技平台在保护儿童方面“系统性失败”，因此需要法律强制其承担责任。
在学界，部分公共卫生学者如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研究者Dr Samantha Marsh公开称赞这一举措是“群体层面的减害政策”，类似于烟草与酒精监管——虽然不完美，但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风险进行“延迟暴露”是有意义的策略。在他们看来，社交媒体在青少年中的渗透已呈结构性，家长和学校难以单独应对，制度性介入因此被视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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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反对
尽管支持者众多，但反对者的声音也始终不绝于耳。
儿童人权机构、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者、隐私保护组织、青少年心理服务机构及部分技术政策专家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他们的声音。两名未成年人——15岁的诺亚·琼斯（Noah Jones）和梅西·尼兰（Macy Neyland）还向澳洲高等法院提出诉讼。
对此，澳洲通讯部长安妮卡·韦尔斯（Anika Wells）向议会表示，即便面临青少年提起的高等法院诉讼，政府实施禁令的决心依然坚定。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公开声明对禁令“持严重保留态度”，理由包括：该政策可能侵犯儿童的表达自由、信息获取权、文化与参与权、在线求助渠道和隐私权，且不符合《儿童权利公约》要求的“必要性与比例性原则”。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则认为，禁令可能在公众焦虑与政治压力下被误认为是“救赎方案”，但忽略了儿童需要安全、可参与的数字空间，而不是被排除在数字社会之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费丝·戈登（Faith Gordon）则指出，一刀切禁令“无法真正保证安全”，尤其弱势群体（如偏远地区儿童、移民社群青少年）往往在网络上比线下更容易寻求支持，如强制断网可能反而加剧孤立与求助障碍。
此外，青少年服务机构、心理健康组织及青少年热线机构，则担心假期断网可能强化焦虑、减少社交联系，导致求助需求上升。部分学者引用国际经验，例如韩国未成年人游戏宵禁法最终因规避与副作用而废除，认为澳洲禁令可能遭遇类似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澳洲禁令规定，责任完全由平台自身承担。如果16岁以下用户在禁令生效日期后仍然拥有账号，家长或孩子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在法规生效后，理论上未满16岁用户将被注销账户并无法使用互动功能，但是否仍能浏览公开内容将取决于各平台执行方式与身份验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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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落实
虽然禁令要到2025年12月正式实施，但Snapchat、Meta等平台已提前部署年龄验证机制以满足未来法律要求——也因此让绕行能力、技术缺陷与行为反弹在政策落地前就被提前暴露。
据BBC报道显示，13岁女孩伊泽贝尔在不到五分钟内成功绕过Snapchat的年龄验证系统——她用母亲的照片对准摄像头，系统便“感谢她”完成认证。类似技巧迅速在社交媒体间传播，一些孩子甚至用名人面孔去测试系统。政府试点研究曾声称年龄验证技术“坚固而有效”，但实践暴露了它们对未成年人绕行能力、VPN使用与深度伪造图像的脆弱性，墨尔本大学的实验甚至发现，一副22澳元的万圣节面具便足以骗过人脸识别。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道称，部分青少年已经整理出规避指南，包括使用VPN、更换注册地区、用家长邮箱创建账户，甚至在游戏聊天室等更隐蔽空间重新建立社交圈。
另一层隐忧来自家庭端。一项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家长愿意帮助孩子规避禁令，理由包括“学校社交需要”“不想让孩子成为被排斥者”“自己监督比断网更安全”。
这使得监管机构与平台之间陷入一场几乎注定的“打地鼠游戏”：漏洞刚被填补，用户行为又产生新出口，平台名单更新后，孩子们立即迁移到新的不在禁令清单上的服务。而在一些隐蔽的网络空间，长期缺乏审核和监管能力，更容易滋生极端化、性侵风险与内容算法失控。
批评者担心，这样下去禁令不仅可能无效，还可能产生反效果：把孩子从相对安全、有家长监督的环境推向暗网式空间。一些科技公司直接警告称，未登录浏览模式的泛化可能让未成年人接触到更未过滤、更广告化、更不可控的内容，而平台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如限制陌生人交流或过滤风险内容）反而失效。
因此，不少人认为，澳大利亚并非只是通过立法规范数字环境，更是把整个国家推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童年治理实验”。其成效究竟如何，是保护还是伤害，仍需要时间去观察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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